伊恩·贝利
Ian Berry是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时唯一的外国摄影师，他的精神、运气和独创性意味着什么
“据我所知，我是俄罗斯入侵布拉格期间唯一的外国摄影师，除了正在拍电影的德国摄影师希尔默·帕贝尔(Hilmer Pabel)。我是在别人都被拒之门外的时候进来的，这得感谢边境上的几句话和一些运气。大家都知道要出事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签证，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然后我的签证就过期了。我接到我当时在巴黎的分社社长打来的电话，说俄国人要到捷克斯洛伐克去，问我想去吗?他说Don McCullin已经在路上了，这对我来说就像一块红布在一头公牛面前啊，所以我说“我在路上!”
我去了捷克大使馆，拿到了签证，当我到达希思罗机场时，飞往维也纳的航班已经满员了。但除此之外，我坐上飞往慕尼黑的飞机，租了一辆车，开向边境，那里有一群记者，他们说，“他们只是把所有人都赶回去，你进不去。”
我在飞机上看到有个建筑师会议要在布拉格召开。我到了边境，刚到那里，俄罗斯人就接管了。我想俄罗斯官员是想向捷克人表明他是负责人，我告诉他我要去参加这个建筑师会议，尽管我在汽车后座上放了一个相机包。他想让他们看看，所以他挥手让我进去——我是唯一一个进去的人。
当我开车的时候，坦克正从另一个方向过来。我住进了那里的主要旅馆，但问题是所有的地方都关了门。酒店餐厅关闭了四天，厨房也关闭了。一切都被关闭了。我没有东西吃，而且我不会说捷克语。
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，我正在街上拍照，俄罗斯人进来了，捷克人在抗议他们。除了军官，大多数俄国士兵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;他们以为自己在德国。
我外套里有两个相机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的夹克总是太大。然后我就随意拍照。如果俄国人看到你，他们会追着你，朝你头上开枪。我们会跑，捷克人会跟在你后面，挡住跟在你后面的俄罗斯人。你沿着街道跑，有人会把你抓进房子里。他们只是在追人。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发生过两三次。
除了Pabel和捷克摄影师，当然也包括Josef Koudelka，我自己也有这个故事。那是三天或四天，然后我有Paris Match 的保证，所以我必须申请。第四天，其他人开始进来，所以我离开了。我把我所有的胶卷都放在我的大众甲壳虫的轮毂盖里和门板里，但是当我到了边境的时候，俄罗斯人没有看我，他们只是挥手示意我离开。
当时是晚上，我已经三、四天没睡了，所以我睡着了，最后车倒在沟里。幸运的是，一个农民走过来，开着他的拖拉机把我拉了出来。汽车有点弯。
我赶上了飞机，赶上了Paris Match 的最后期限。
